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外媒却质疑:只是少数人富了
1月12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大西洋月刊》近日撰文指出，科技行业并未像通常所述那样改变实体世界，目前人们得到的不过是一场消费者便利革命而非第三次工业革命。此外，整个科技行业正在从其他创新受益行业抢走人才。人们该将聪明才智用回到现实中来，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虚拟世界。
以下为翻译内容：
回首过去，我们到底该如何讲述已经有20年历史的数字时代故事?我们大可以像记者那样，把聚焦点放在对互联生活的贬低上。诚然，随着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不断吞噬整个网络世界，它们颠覆了传统媒体，让各种力量都能宣传发声，扩大了整个美国社会的政治分歧。尽管智能手机技术为人们带来了期许和实用性，但也被实践证实是一种麻醉剂。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大型科技公司的行为过失上，而是更多关注它们的疏忽之罪——例如失败、破产、未兑现承诺——那又会怎样呢？过去一年中就出现了好几个耸人听闻的例子：曾宣称将彻底改造职场的办公空间共享初创企业WeWork在即将上市之际突然濒临破产。叫车服务公司Uber曾被视为一股将彻底改变城市交通的强大力量，但上市后的公司价值也大幅下跌。从1月到10月，两家公司总共减值了100亿美元。
虽然这些公司看起来像是个例，但它们的困境向投资者和我们所有人都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大型科技公司虽然总是能够在广告销售和云服务领域寻找新的盈利方式，却无法重塑实体世界。
几十年来，我们总是依赖于硅谷向民众展示美国努力的未来。乐观情绪不仅来自湾区的传教士，也来自美国政府。1988年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演讲中就这样表示：“在新经济时代，人类发明越来越多地摆脱了物质资源的限制。”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像阿尔·戈尔（Al Gore）这样的民主党人组成了新一代自由主义者，他们坚信计算机技术将带来与罗斯福新政同等规模的机会。而互联网时代则被誉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刺激个人创造力和促进就业的强大力量。
但承诺并没有如期兑现。相反，数字时代的到来恰逢美国经济活力的衰退。科技行业的创新让少数人变得相当富有，但并未能创造足够多的中产阶级就业岗位，未能抵消美国制造业基地的衰落，也没有解决美国社会基础设施恶化、气候变化、低增长以及经济不平等加剧等紧迫问题。诸如Lyft和DoorDash等在实体世界中运营的科技公司的确为公众提供了更多便利，但很难代表里根和戈尔所提及的那种转变。这些失败或许比网络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却是我们这个时代无聊卑劣和激进主义的根源。
几十年后，当历史学家在回顾21世纪初的时候，可能会看到这个世界上最富有国家里最聪明的一群人，把他们的才智、时间和资本纷纷投入到数字技术中去，而这仅仅是这个时代人类努力的一小部分。他们的努力让我们能够毫不费力地接触媒体、信息、消费品和司机，但相应软件对现实世界却几乎没有改变。他们承诺我们要再次经历工业革命，但我们得到的不过是一场消费者便利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把人类从长达几个世纪的经济缓慢增长牢笼中解放出来。19世纪早期人类社会生产力和收入突飞猛进，这首先发生在英国，随后很快遍及整个欧洲。虽然这种转变对许多人来说是残酷的，但成果却得到了共享：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在19世纪上半叶翻了一番，而人们的预期寿命在19世纪下半叶也有了大幅提高。
在计算机时代，经济发展却朝着相反的方向演进。如果整个美国社会的生产力能够像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当选总统到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辞职那段时间一样持续增长，2013年美国经济规模可能会增长60%左右。如果把这些收入平分，一般的中产阶级家庭每年就能得到大约3万美元的收益。相反，从1973年到2013年间美国社会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低了80%。
图：巴尔的摩街头抗议
科技时代的捍卫者们声称，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工具不可能捕捉到智能手机的影响力。这个小巧的设备不仅是电话，还是照相机、游戏机以及访问网络的门户。他们告诉经济学家：一切都在好转，除了我们衡量一切好转程度的能力。
但无论如何算计这些数字，数字时代的发展总是与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亦步亦趋。当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经济学家查德·赛弗森（Chad Syverson）研究增长“不足”的问题时，他发现，生产率下降已经使自2004年以来的美国GDP减少了2.7万亿美元。美国人可能喜欢他们的智能手机，但所有这些免费的应用程序都不值数万亿美元。
如果你从智能手机中抬起头来，就很难看到真正的进步。整个城市的物质世界——无论眼前的灯光闪耀、路上汽车的飞驰而过、头顶飞机的轰鸣，还是穿城而过的地铁——都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人类发明的产物。实体世界的进步似乎已经结束，大量的创新已经被转移到看不见的数字领域。
技术倡导者们认为，数字领域中的所有代码允许个人以前所未有的轻松方式处理问题、相互交流或者进行交易，提高了人类的创造力。这让人感觉似乎是真的。谁又能否认这些事实呢？毕竟录制音乐、推销视频游戏或发表论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但从大多数指标来看，个人创新能力正在下降。2015年，美国人创业的可能性远低于上世纪80年代。根据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的说法，宽带技术的普及导致几乎所有城市和行业的创业活动数量都出现下降。
创新减少的一种解释可以直接追溯到硅谷。科技行业最大的赢家实际上在各自领域建立了垄断地位，比如说办公软件领域的微软、社交媒体领域的Facebook，以及搜索广告领域的谷歌。这些科技巨头发展得越来越大，非但没有促进创新，反而吓跑了前进道路上的企业家。风险资本家用“死亡地带”这个术语来形容科技巨头们投下的可怕阴影。科技巨头拥有的强大实力加剧了地区不平等，财富往往集中在他们设立办公地的少数几个大城市地区。据统计，80%的风险资本投资都流向了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这三个地方。人们本以为互联网工具可以摧毁传统的商业帝国，解放未开发的创造力并传播财富。相反，这些科技巨头已经变得和它们曾经试图取代的公司一样残酷无情且缺乏竞争力。
几十年来，科技界一直在鼓吹即将实现的飞跃，以摆脱其对宏观经济所带来的单调乏味影响。以自动驾驶汽车为例，科技界说它将用大量由摄像头和电脑操控的车辆取代有缺陷的人类驾驶员，从而拯救生命并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制造业。就在今年4月，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还预测，到2020年将有100万辆“自动驾驶出租车”上路，他的乐观态度得到了汽车制造商和科技公司的认同。然而自动驾驶汽车的进展一直非常缓慢。通过计算机编码去复制经过几千年进化而来的人类视觉和行为并非易事，但这正是硅谷一直所承诺的近乎奇迹般的成就。
图：Uber汽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过去十年最引人注目的消费技术创新并不是自动驾驶汽车，而是雇人驾驶汽车。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公司允许消费者通过智能手机召唤产品和服务，诸如外卖领域的DoorDash、杂务外包领域的TaskRabbit以及叫车服务领域的Uber和Lyft都是如此。在这个所谓的平台经济中，往往是工人提供商品和服务，而他们的兼职身份使得平台不必再提供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全部福利。这种廉价服务让雅皮士们的生活更加便利。但相应公司非但没有改善公共交通，也没有让工人富裕起来，反而加剧了交通拥堵，耗尽了公共交通资源，加剧了城市的不平等现象。这就是数字时代为现实世界带来的进步吗?
如果现在我告诉你关于发展放缓和人类创造力减弱的所有一切都是真的，能说这不是硅谷的错吗？
金融科技公司Stripe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科利森(Patrick Collison)表示：“我认为，与大多数人对数字时代的期望相比，发展放缓所带来的失望程度要大得多。”“但这种发展放缓早于互联网出现之前，从整体上看，我仍然认为数字革命是过去50年整体发展图景中的十足亮点。几乎可以肯定，社会发展现状以及创新社会能力需要重大改变。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足够的黄金，我们就应该责怪下蛋的鹅，而不是蛋。”
克里森的观点是对的，所有负面的经济指标不应当全都归咎于大型科技公司。其中许多负面指标都是治理不当、能源和住宅建设等行业难以提高生产率以及其他因素的结果。数字革命在许多方面改善了整体经济放缓的状况；美国社会的地域流动性的确正在下降，但互联网让远程工作变得更加可行。现在的空中旅行的确并不比30年前快，但比价网站让机票更便宜，而空中Wi-Fi服务让长途飞行变得更有效率。
但说硅谷与此毫不相干也是错的。如今，科技行业像一个巨人一样凌驾于整个美国经济之上。计算研究协会的数据显示，从2013年到2017年，主修计算机科学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多。根据PitchBook的数据，软件行业对美国风险资本有着强大的控制力，2018年有超过3700笔交易；制药和生物科技行业以720笔交易屈居第二。从研发的角度来看，科技的霸主地位史无前例。在一篇通过专利申请回顾美国创新历史的论文中，经济学家米科·帕克兰(Mikko Packalen)和杰伊·巴塔查里亚(Jay Bhattacharya)发现，之前的发明创造导致专利申请在化学、电子、医药和机械工程等多个领域出现爆炸式增长。相比之下，自2000年以来，美国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计算机和通信技术领域。如果我们要把这么多资源集中在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最好能够产出更多效益。
或许，现在是时候重新考虑一下是否该把这么大的赌注押在硅谷之上，能否让美国从锈迹斑斑的现在走向熠熠生辉的未来。太多美国人的聪明才智在追逐那些根本不重要的问题。互联网曾被誉为一股强大力量、一种摆脱控制的手段，但硅谷最赚钱的商业模式却是跟踪和控制用户行为：Facebook和谷歌通过销售广告赚取了近90%的收入。很多大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大科技公司的广告垄断却为其带来约1.5万亿美元的庞大市值。
“互联网时代远非达到人们的期望，”经济学家、航空航天企业家伊莱·杜拉多(Eli Dourado)如是指出。“我还担心，这可能会从其他创新受益行业中抢走更多人才。开发应用程序和软件即服务公司的所有人才如果能投身于现实世界的挑战，尤其是能源、住房、健康和交通方面的挑战，他们可能会为人类社会带来真正的改变。”
杜拉多并不认为我们已经才思枯竭，而是认为我们曾经的雄心壮志已经局限于少数可靠的有利可图领域。我们专情于广告技术和云等虚拟服务，习惯于立竿见影唾手可得。他主张硅谷可以加大在生物技术和建筑自动化方面的投资，前者可以改变预防保健和疾病检测现状，而后者可能降低住房和交通运输的价格。在政府层面的帮助下，科技还可以在解决气候变化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挑战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碳捕获系统可以去除大气中多余的二氧化碳，可以减缓全球变暖的速度，同时增加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2019年，美国能源部宣布投入超过1.5亿美元的联邦资金用于碳捕获技术的研发。这不算少，但想想看，单单一个阿波罗登月计划就消耗超过2%的联邦开支，相当于今天的近1000亿美元。
硅谷能够解决美国社会的所有问题是一种幻想，是为加州吸引资本的技术专家、希望将责任从华盛顿转移出去的政客们人为制造出来的。在迎接新世纪的挑战方面，硅谷诚然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无法单独行动。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不仅需要地方、州和联邦政府的参与，也需要坚信代码可实现经济繁荣的美国民众参与其中。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把宝贵的财富和人才汇集到软件和数字优化的虚拟世界。想象一下，如果美国人的聪明才智能够回到现实中来，将会获得怎样的成就和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