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扎克伯格销毁的笔记本 暗藏FB所有成败

2020-03-17 赵一轩 新浪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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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创立早期,扎克伯格把他统治世界的计划写在了记事本上。后来,他销毁了这些记事本,但有那么几页留存了下来。我第一次见到马克·扎克伯格是在2006年3月。当时,我是《新闻周刊》的首席科技作家,正在写一篇有关Web 2.0的文章,这个概念认为,互联网的下一个阶段将会是一个充满快乐的、高参与度的个体创造时代。

我听说有一家社交网络初创公司在大学校园里大受欢迎,我想了解更多关于它的信息,或许能充实我的报道。幸运的是,该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Zuckerberg)原定于当月在加州卡尔斯巴德(Carlsbad)的一个度假胜地出席PC论坛(PC Forum),而我恰恰是这个论坛的常客。

我们约定于午餐时间在会场碰面。正午的阳光下,我们并排坐在草坪上一张又大又挤的圆桌旁。与他同行的还有马特·科勒(Matt Cohler),后者刚刚离开LinkedIn加入了Facebook。由于人实在太多,科勒只好坐在了我俩对面。

我坦然地接受了一个事实,扎克伯格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21岁还要年轻。由于我报道科技公司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我见过了太多外表并不起眼的行业大佬。但真正让我震惊的是他的反应,我问了他几个关于公司规划的问题,他只是盯着我看,什么也没说。他看起来不像是生气了,也并非心事重重,但就是没什么反应,一片空白。

我很困惑,这家伙难道不是Facebook的首席执行官?他对我有什么看法吗?我写过什么令他讨厌的文章吗?沉默,还是沉默,时间仿佛冻结了。

我看向科勒寻求帮助,他只是愉快地笑了,什么也没有改变。

为了打破尴尬,我结结巴巴地问扎克伯格是否了解PC论坛,他摇了摇头。于是乎,作为该论坛的常客,我将其解释为PC时代的重要产业聚集地,在这里,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会面带微笑暗暗斗法。听完我的描述后,他似乎变得温和了,终于打开了话匣子,简略地谈论着他在宿舍里创办的这家拥有700万用户的公司。

尽管当时的我并不知情,但被马克·扎克伯格出神般的沉默震惊的人并不在少数。Facebook副总裁安德鲁·博斯沃思(Andrew Bosworth)曾将这种沉默称为“索伦的凝视(Sauron's gaze)”。

最终,扎克伯格和他的Facebook在我的封面报道《网络新智慧(The New Wisdom of the Web)》一文中得到了四句话。如果那天中午,我知道了一些他并没有分享给我的故事,篇幅就远不止这些了。

彼时,扎克伯格正在进入他一生中最富有成效的时期之一。在我见到他几周后,他就为Facebook制定了一个极其雄心勃勃的愿景。在一本记事本中,他概述了自己的使命和产品设计,并探讨了一家小公司如何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公用事业。他详细地描述了两个名为“开放注册(Open Registration)”和“推送(Feed)”的功能特性,正是这两个产品为他的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动力。

扎克伯格在他的记事本中找到了创业的焦点。他的笔记里,藏着无数的种子,孕育出未来Facebook所有的成功与失败。接下来的十年,扎克伯格将践行他在记事本里制定的所有计划。Facebook也从一个大学生社交网站转变为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交媒体服务机构,它的用户数量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总数都多,且正朝着拥有比任何宗教更多信徒的方向发展。扎克伯格的信条坚持认为,越来越多的分享是一种内在的好处。除了将人们聚集在一起,Facebook还成为了新闻、娱乐甚至救援信息的来源。该公司通过广告将其庞大的用户群变现,扎克伯格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的名字被烙印在PC论坛传奇的万神殿中。

然后,时间来到了2016年大选。突然之间,人们对这项服务的不满变成了愤怒。Facebook昔日最珍视的成就变成了其最大的负担,庞大的用户数量成为了Facebook“手眼遮天”的证据。一个可以让“无声者”拥有话语权的平台,也同时赋予了“恶魔”更加邪恶的力量,它仿佛是一把“压迫”与“解放”的双刃剑。最重要的是,Facebook成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隐私侵犯者:其长期以来对“共享”的推崇,现在被视为是一个用来诱骗用户数据的糖衣炮弹。而我们所有人,在有意无意之间提供的海量数据信息,恰恰成为了Facebook得以发展壮大的基础。

自2006年以来,我一直关注着扎克伯格。在过去三年里,我一直在写Facebook的历史。我访谈了他9次,发现他已经适应了当下最具挑战性的环境,但在某种程度上,他拒绝这种适应。公众对Facebook态度的转变反映了科技行业自身声誉的下降,但Facebook的独特主要源于其创始人的个性、远见和管理方式。要了解Facebook,你必须了解扎克伯格。

这并不简单。甚至他自己也承认,他的公众形象一直带有一种机器人一般的冷漠。经过多次交谈,他对我相对坦诚了一些,但总是有所保留。他从未忘记我是一名记者,他需要理所当然地保护他自己和他创建的公司。

但我确实找到了一个地方,在那里,扎克伯格对他的Facebook是完全坦率和不加掩饰的,这为我们了解他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这就是他在2006年春天留下的记事本。

2006年,扎克伯格在Facebook位于Palo Alto 的办公室

马克·扎克伯格在纽约北部多布斯费里(Dobbs Ferry)的一个近郊居住区长大,从小就喜欢玩游戏。其中一款是基于PC的战略游戏《文明(Civilization)》,玩游戏激发了他学习编程的欲望。扎克伯格的父母分别是牙医和精神病医生,他们为其聘请了一名编程导师。

扎克伯格很快就学完了当地公立学校的计算机科学课程,并在八年级时注册了一门研究生课程。高中二年级后,他申请去一所私立学校,学习更多的AP和计算机课程。他的父母想让他去附近的霍勒斯曼(Horace Mann),那是一所很不错的预科学校,但扎克伯格偏爱更高级的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Phillips Exeter Academy)。他的父亲曾评价他“意志坚定,冷酷无情”。

扎克伯格在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的一所高级预科学校里茁壮成长。除了是电脑高手之外,他还是击剑队的队长。他对奥古斯都·凯撒大帝(Augustus Caesar)产生了兴趣,后者是一位善解人意的统治者,对权力和征服有着不合时宜的欲望。扎克伯格仍然沉迷于游戏,他最喜欢的是《半人马座阿尔法星(Alpha Centauri)》,这是一款经典的回合制策略游戏。在游戏里,玩家将踏上征服外太空星球的旅程。扎克伯格总是扮演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角色,维和部队的精神领袖是一位名叫普拉文·拉尔(Pravin Lal)的委员,他认为“信息的自由流动是对抗暴政的唯一保障”。扎克伯格后来在他的Facebook个人资料上用了一句拉尔的话作为签名:“当心那些拒绝让你获得信息的人,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梦想自己是你的主人。”

扎克伯格于2002年进入哈佛大学,但他立刻就忽略了自己身处何处。他花了很多时间在Kirkland House H33号套房公共休息室的一张廉价木桌上创造软件产品,他更关心这些,而非成绩,他只是偶尔上上课。

然后出现了FaceMash,一个类似“辣不辣(Hot or Not)”的程序,鼓励学生们互相评价对方的长相。为了填充图片数据库,他入侵了各种受保护的大学宿舍网站,哈佛管理委员会对他进行了调查。据报道,他离开除只有一步之遥。据他身边的人证实,他对这种威胁出奇地无动于衷。在一个“再见,马克(Goodbye, Mark)”的派对上,19岁的扎克伯格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普里希拉·陈(Priscilla Chan)。

他的同学乔·格林(Joe Green)说:“他有着真正的自信。”有一次,格林同扎克伯格和陈一起去吃饭,扎克伯格突然冲进了一条繁忙的街道。陈叫到:“小心!”格林安慰她:“没事的,别担心,他的自信气场会保护他。”

扎克伯格躲过了开除,但这绝不会是他最后一次设法摆脱自己行为的后果。2004年2月,他与人共同创建了Facebook。聘请他帮助建立社交网络网站的同学卡梅伦(Cameron Winklevoss)和泰勒(Tyler Winklevoss)最终向他提出了起诉,这对双胞胎和他们的合伙人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头脑风暴,但显然没有及时付之行动,他们指责扎克伯格剽窃了一个原本会很成功的想法。他们也许高估了自己最终流产的想法,但不可否认的是,扎克伯格在兄弟二人的项目上拖拖拉拉,拖延了大约两个月直至自己的竞品雏形初现。即使是现在,扎克伯格仍然否认故意欺骗:“我认为我可能是一个避免冲突的人。”Facebook最终不得不支付6500万美元现金和股票来了结此案。但那是在2008年,当时的和解金额与该公司数十亿美元的估值相比,微不足道。

Facebook似乎魅力十足。尽管扎克伯格对筹集资金或经营一家企业知之甚少,但这些事情还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到2005年底,扎克伯格不知怎么搞到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他的早期导师肖恩·帕克(Sean Parker)通过介绍Facebook的第一个大投资者彼得·泰尔(Peter Thiel)推动了事情的发展。他召集了一批经验丰富的顾问。Facebook的一名早期员工推测:“不管是彼得·泰尔还是肖恩·帕克,这些人都以为是自己在操纵马克。我事后回想才发觉,马克说服肖恩·帕克为他筹集资金是多么的天才,马克认为肖恩是解决巨大难题的一把利剑,这个难题就是筹钱。”

我第一次见到扎克伯格的那一年,他住在一套一居室的公寓里,离Facebook的办公室很近,办公室分布在帕洛阿尔托(Palo Alto)市中心的几栋大楼里。他总是随身带着一本记事本。那些拜访过他公寓的人可能会发现,床垫就放在地板上,厨房几乎没用过,角落堆着一叠记事本。扎克伯格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拥挤、混乱的Facebook办公室里度过的,人们可以看到他低着头,用他那粗糙、紧凑的字体潦草地写着什么。他勾勒出了产品的理念,绘制了编码方法的图表,并表达了一些自己的理念。他的那些记事本被文字、项目功能列表、流程图填满了。

扎克伯格不再做太多编码工作,他主要关注的是全局,记事本使他能够详细地写出他的愿景。当Facebook的工程师和设计师们走进办公室,他们有时会在自己的工作台上发现一些记事本的复印件。这些复印件上可能包含用于前端设计,或者用于排名算法的信号列表。他仍在寻找一种沟通方式,这些经过复印分发的记事本内容常常会开启收件人和他们的老板之间的对话。这种形式也为扎克伯格的思想注入了一种必然性,复印的页面不能被删除、更改或以无限重复的数字形式转发。Facebook的每一间办公室里都有大量的白板,如果你学不会擦掉内容,你就无法生存,但扎克的纸质记事本却承载着教皇般的神圣法令。

这些记事本现在大多已经消失,被扎克伯格本人销毁了,他说他这样做是为了保护隐私。这与他向我表达的情感是一致的,他对在法律诉讼后曝光许多早期的即时消息和电子邮件感到痛苦。他问道:“你会希望你对人们说的每一个笑话都被打印出来,然后断章取义吗?”他还补充说,现如今他之所以推动Facebook产品的加密和阅后即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少年时期笔记内容的曝光。但我发现,那些早期的随笔并没有完全消失。一些可能是他自己复制和分享的片段,向我们展示了他当时的想法。我拿到了一份17页的记事本内容,这可能是他关于Facebook发展的最重要的记录了。扎克伯格把它命名为“变革之书(Book of Change)”。

日期是2006年5月28日,第一页上有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并承诺如果失而复得将支付1000美元的赏金。他甚至潦草地写下了一句印度圣雄甘地的名言警句,对自己说:“欲变世界,先变其身。”

文字内容揭示了记事本作者的专注和自律,他几乎每页都注明了日期。有些内容似乎是在一次灵感爆发中产生的,连续三到四页绘制了详细的路线图和简洁的产品屏幕草图,没有任何被划去的内容。

2006年,扎克伯格和Facebook员工

《变革之书》概述了将Facebook从大学社交网络转变为互联网巨头的两个主要项目。5月29日,他开始了一个名为“开放注册”的页面。在那之前,Facebook仅限于学生,这是一个封闭的社区,只有同学才能浏览你的个人资料。扎克伯格的计划是向所有人开放Facebook,他详细描绘了一个人如何创建一个账户。人们会被问及是在上大学、高中,还是“在世界上(in the world)”。他对隐私问题反复思考。你能看到你所在地区的“二度(second--degree)”朋友的资料吗?其他的地区呢?他写道:“也许这应该是任何地方都可以,而不仅仅是基于你的地理位置。这确实会让网站真正地开放,但目前可能还不是一个好主意。”

他希望Facebook最终能全面开放,但在这本记事本里,你可以看到他在努力应对开放可能会带来的问题。Facebook与其他社交网络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封闭设置提供的假定隐私,开放注册会向大众敞开大门。但到那时,人们会不会把Facebook继续视为一个安全的地方?在设计开放注册时,他向自己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是什么让它看起来安全,不管它是不是真的安全?”他似乎和关心隐私本身一样关心人们对于隐私的看法。

扩展Facebook边界和保持隐私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占据了扎克伯格的头脑,并以其他方式填满了他的记事本。他用了三页纸来描绘他所谓的“黑暗档案(Dark Profiles)”,这将是一个面向那些没有注册Facebook的人的Facebook页面。这个想法允许Facebook注册用户为未注册用户创建Facebook页面,注册用户只需要一个名字和一个电子邮件,一旦档案创建起来,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添加信息。

正如《变革之书》中所述,“黑暗档案”可以作为一种工具,激励人们注册账户,或许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提醒人们在Facebook上出现了哪些关于他们的信息。扎克伯格意识到,允许那些不想上Facebook的人创建个人资料可能会引发隐私问题。他花了一些时间思考如何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变得“令人毛骨悚然”。他若有所思地说,也许黑暗档案不会出现在搜索引擎之中。

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想法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了现实。前Facebook员工凯瑟琳·洛斯(Katherine Losse)在2012年的回忆录中写道,2006年她参与了一个项目,“为那些还不是Facebook用户、但照片已被标记在网站上的人创建隐藏的个人资料”。她最近告诉我,“这有点像Facebook的点对点营销,针对的是那些在Facebook上有朋友但还没有注册的人。”Facebook的另一名早期员工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还表示,Facebook对扎克伯格的这一想法进行了头脑风暴,允许人们像维基百科那样创建和编辑朋友的黑暗档案,但这一想法并没有得到执行。

早在2006年,扎克伯格在《变革之书》中列举了实施黑暗档案的潜在好处,他提到了用户招募、Facebook目录中的数据添加,他认为“这很有趣,且有点疯狂”。12年后,扎克伯格在国会接受质询,被问及Facebook是否对未注册该服务的用户进行监视。他回避了这个问题,但Facebook后来澄清了。该公司说,出于安全考虑,它会对非用户保留某些数据,并向外部开发者显示有多少人在使用他们的应用程序或网站,但“我们不会为非Facebook用户创建个人资料。”

扎克伯格在《变革之书》中关注的另一件事是他称之为“推送(Feed)”的产品,商标问题意味着它最终将成为新闻“推送(News Feed)”。“推送”是对整个Facebook实验的一个戏剧性的反思。在2006年,要浏览Facebook的个人资料,你必须从一个页面跳转到另一个页面,查看你的朋友是否更新了信息。News Feed会将这些更新以流的形式呈现给你,并成为了Facebook的新首页。

在他的记事本中,扎克伯格认真地思考了News Feed中会出现什么。这一产品的首要任务是让人们更容易地判断其通过Facebook联系的朋友哪些是重要的,“有趣”成为了判断推送内容的重要标准。他在记事本中写道:“故事需要背景,一个故事不仅仅是一条有趣的信息,它应该是一条有趣的信息加上其他有趣的东西,以及为什么有趣。”

扎克伯格设想了一个让故事更吸引人的三层结构,设想人们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好奇心和自恋的混合体。他的第一层是“关于你的故事”,第二层是“以你的社交圈为中心的故事”。在记事本里,他列举了一些例子,这些例子可能包括:你朋友关系的变化、生活事件、友情趋势(人们在你的社交圈里进进出出),以及“那些你可能已经忘记却又重新露面的人”。

层次结构中最不重要的一层是他所说的“关于你关心的事情和其他趣事的故事”,这一类别可能包括:“也许有趣的事件”、“外部内容”、“付费内容”。在这里,扎克伯格勾画出了他将News Feed作为一种个性化报纸的愿景。当然Facebook有朝一日可能会颠覆新闻行业本身的想法,并不包含在他此时的考虑范围之内。

扎克伯格才刚刚开始用这个记事本。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狂热地概述了关于隐私的想法,以及Facebook将如何从大学和高中扩展到所有人,无论老少。他在个人资料页面上描述了一个“迷你推送(mini-feed)”的设计,它将跟踪用户的活动,从本质上讲,这就是跟踪者的天堂。他写道:“我们的想法是制作一个人的生活日志,但不是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他认为,人们应该可以对自己的迷你推送条目进行添加或删除,“但他们无法关闭这一服务”。

有一次,他的钢笔好像墨水用完了,于是他换了书写工具。他写道:“亲爱的,这支铅笔更好用。”两页之后,他勾勒出了他所谓的信息引擎,以及Facebook的宏伟愿景。

Facebook让人感觉自己是在使用一个未来政府风格的界面来访问一个数据库,每个人的信息都与之相连。用户需要能够以任何深度查看信息,用户体验需要感受到“充实”。也就是说,当你点击数据库中的一个人时,总会有关于他们的信息,这些信息促使你去到他们的页面或搜索他们。我们必须做到,让每一次搜索都有价值,每一个链接都值得点击,然后用户体验就会是美好的。

为未来而设计Facebook似乎是扎克伯格的纯粹乐趣,但那一年他也面临着最大的痛苦。当时的互联网巨头雅虎(Yahoo)曾提出以1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Facebook。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许多创始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它,但扎克伯格说了不。自从Facebook在哈佛引爆以来,扎克伯格一直是果断且雄心勃勃的。不过,对雅虎说不也使他犹豫不决。毕竟,他才二十出头,没有什么生活经验,对高级金融也不太了解。他不想卖,但他怎么能确定事情真的会有结果呢?几乎所有的投资者和雇员都认为他拒绝这笔钱是愚蠢的。更糟糕的是,随着Facebook在大学和高中群体中的传播几乎达到极限,它的增长已经放缓。对投资者和扎克伯格的管理团队来说,这一迹象表明抛售是显而易见的选择。

他在2018年对我说:“我肯定有冒名顶替综合症(指成功的成年人中,有33%的人感觉自己的成功不是理所应得的),我的周围都是我尊敬的高管,我觉得他们懂得一些关于创建公司的事情。他们基本上说服了我,让我接受收购。”

他确实在口头上接受了这个提议,但后来雅虎首席执行官特里·塞梅尔(Terry Semel)犯了一个战术上的错误,要求重新谈判条款,因为公司股价已经下跌。扎克伯格借此机会结束了会谈,他相信,他在《变革之书》中提到的两种产品会让Facebook变得更有价值。

曾敦促他出售公司的高管要么辞职,要么被解雇。扎克伯格说:“我们的关系破裂得太严重了。”

在扎克伯格拒绝了雅虎之后,他转而推出了他在《变革之书》中概述的关键产品。经过近八个月的紧张准备,News Feed于2006年9月推出。它的推出是一场灾难,而导火索则是隐私。

News Feed像一堆小报砸在人行道上一样冲击着你的社交群,你的每一个“朋友”现在都知道你是在派对上出丑了还是被女朋友甩了。这都是因为Facebook把信息砸到了他们的脸上!超过10万人加入了Facebook上要求撤回该产品的众多组织之一,Facebook总部外也发生了示威游行。

在Facebook内部,有人打电话要求撤掉产品,但当员工分析数据时,他们发现了一些惊人的事情。尽管成千上万的用户表达了他们对News Feed的不满,但他们的行为却恰恰相反,人们花更多的时间在Facebook上。甚至对News Feed的愤怒也是通过News Feed扩散的,因为当你的朋友加入反对时,Facebook会将这一消息推送给你,反对组织像病毒一样扩散开来。

扎克伯格没有惊慌。相反,在9月5日晚上10点45分,他直面了人们的抱怨,并在一篇标题谦逊的博客文章中写道:“冷静下来,深呼吸,我们听到了你的声音。”在接下来的几天里,News Feed团队通宵达旦地工作,以强化产品一开始就应该具备的保护功能,包括一个隐私“混合器”,可以让用户自己控制谁会看到关于他们的推送。愤怒被平息了,在极短的时间内,人们就习惯了新的Facebook。事实证明,News Feed对Facebook的持续增长至关重要。

扎克伯格似乎从他的第一次公共危机中吸取了教训,但也许这教训并不是正确的。他推出了一款具有严重隐私问题的产品,这些问题被用户发现了。确实,危机随之爆发,但迅速的行动和道歉缓和了局势,人们最终爱上了这个产品。

“这是他和他公司的一个缩影,”马特·科勒(Matt Cohler)如是说道。他于2008年离开Facebook,但仍与扎克伯格关系密切。“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中途出现了一些失误,我们承认了这些失误,我们解决了问题,然后继续前进。这基本上就是Facebook的运作方式。”

扎克伯格成为了Facebook的最终决策者。后来在Facebook担任高管的哈佛同学萨姆·莱辛(Sam Lessin)说,他曾多次在一个房间里,看到扎克伯格做出了与他人意见相左的决定。他的观点会占上风,而且他是对的。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开始接受,扎克的决定一定是明智的。

扎克伯格想要增长。正如他在记事本中所概述的那样,当人们开始分享他们的信息时,Facebook就发展起来了。他相信,就像新闻推送一样,人们会逐渐看到这种分享的价值。Facebook确实提供了隐私控制,但与所有软件一样,默认设置的规则是:提供隐私控制与提供隐私是不一样的。“是什么让它看起来很安全,不管它是不是真的安全?”

2008年,扎克伯格在开发者大会

在很多关键的决策上,Facebook内部都有很多激烈的讨论,扎克伯格的一些高级副手提出了反对意见。2007年,Facebook推出了一项名为Beacon的功能。当人们在网上购买东西时,该功能会悄悄跟踪他们,然后默认传播他们的私人购买信息。他的团队恳求他把这一功能变成选择添加,但一位高管告诉我“马克基本上否决了所有人的意见。”Beacon不出所料是一场灾难。之后,他聘请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担任首席运营官。扎克伯格将成为工程之王,掌管Facebook所建立的一切,而桑德伯格将负责那些扎克伯格不感兴趣的一切,包括销售、政策、法律、内容审核,以及大部分的安全问题。桑德伯格说:“这很简单,他负责产品,剩下的交给我。”

但扎克伯格仍然是最后的决策者。2009年,Facebook将新用户的默认设置从“好友”改为“所有人”,并建议现有的3.5亿用户也这样做。2010年,它推出了即时个性化(Instant Personalization)功能,这是一项侵犯隐私的功能,可以向外部应用程序开发者提供更多的用户私人信息。一次又一次,扎克伯格不顾内心的反对,偏向了成长和竞争优势,而非谨慎和隐私安全。结果是一系列草率的道歉,更不用说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指控和50亿美元的罚款了。

一位参与了扎克伯格多项决策的人士表示:“每个领导人都有权利发布命令,但是当领导者们不断说服自己,如果每个人都不同意他们的观点,这就是他们正确的征兆时,他们就失败了。”

2016年夏末,我和扎克伯格一起去了尼日利亚。他出现在拉各斯(Lagos)的一个科技创业中心,跟那里的人打招呼。“嗨,我是马克!”他唧唧喳喳地说。他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一位当地的女性商人,尼日利亚的娱乐明星,甚至是总统穆罕默杜·布哈里(Muhammadu Buhari),他对扎克伯格在该市公共大道上跑步的印象特别深刻。扎克伯格立刻成了民族英雄。

回想起来,那是Facebook的鼎盛时期。两个月后,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Facebook犯下了一系列的错误:它曾是俄罗斯虚假信息运动的载体;它违背了对用户的隐私承诺,用户的信息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被获取;它曾在缅甸传播虚假信息,导致一场暴乱,造成两人死亡;它帮助摧毁了支持独立新闻的商业模式。

扎克伯格对批评的最初反应通常是防御性的。但当错误信息无法被否认时,国会打来电话,他又回到了“低头道歉,继续前进”的模式之中。

至少在公共场合。在公司内部,他采取了不同的策略。2018年7月,Facebook的“M团队”(由大约40名高层领导组成)举行了一次定期会议。一切照常开始,在团队会议上,高管们会做一个简短的汇报,分享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的想法。类似于“我的孩子病了,我的婚姻结束了”等等,扎克伯格总是最后一个发言,轮到他的时候,他发表了一个惊人的讲话。

他最近读了一篇风险投资家本·霍洛维茨(Ben Horowitz)的博客文章,在文章中,作者定义了两种类型的CEO:战时CEO与和平时期CEO。战时CEO面临生存威胁,必须毫不留情地应对这些威胁,这给扎克伯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大选以来,他的公司一直受到批评人士、监管机构和媒体的攻击。他对与会者说,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他当作战时CEO。

他特别强调了一个转变。霍洛维茨这样说:“和平时期的CEO致力于将冲突最小化,而战时的CEO既不沉溺于建立共识,也不容忍分歧。”扎克伯格告诉他的管理团队,作为战时的CEO,他将不得不告诉人们该做什么。

的确,扎克伯格总是做最后的决定。但现在,他似乎在说,他会更迅速地采取行动,即使这意味着放弃在他做出决定之前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的谈话。房间里有些人认为扎克伯格是在说他们应该闭嘴,听从他的指示。但扎克伯格反对这种说法。他告诉我声明的内容:“我基本上是对人们说,这就是我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模式。我们必须迅速做出决定,而不是像你通常期望的那样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我相信,要取得我们现在所需要的进展,就必须这样做。”

我问他,对他来说,战时CEO这个角色是更有压力还是更有趣?

扎克伯格又陷入了沉默,重现“索伦的凝视”。

他最后说:“你认识我很久了,我做优化绝对不是为了好玩。”

在2019年7月4日假期之前不久,我在扎克伯格的家里见到了他。这个坐在我对面沙发里的男人,和13年前我认识的那位21岁少年完全不同。他曾与总统和独裁者携手并行,又被立法者和监管机构拆散,他积累了数十亿美元的财富,建立了一个家庭,并通过他妻子领导的企业为疑难杂症的治愈提供资助。他的公司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将几乎三分之一的人类捆绑在一个网络中。现在,他正试图减轻损失。

不过,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他迫切需要保持2006年的乐观和创造力。那个时候,做事情对他来说轻而易举,仅仅通过在在开发人员和设计师的电脑旁留下记事本的复印页就可以改变整个世界。他决心,不让Facebook修复自身的尝试妨碍它实现更大愿景的雄心。

这一年里我们谈了好几次。当我问他Facebook的错误时,他坦率地谈到了他个人的缺点。也许他不该对那些会给Facebook带来这么多麻烦的政策问题避而不谈;也许是出于对推特的竞争激情,他让新闻太容易受到病毒式垃圾信息的影响;也许他没有对桑德伯格的领域给予足够的关注,在他看来,他们的职责分工最初是合理的……但现在,他决心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内容优化及政策等方面。

但他认为,更大的罪过是胆怯。

他告诉我:“我只是觉得自己会冒更多的险,这意味着我会犯更多的错误。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确实在战略和执行上犯了很多错误。如果你从来没有犯过错,那么你就可能没有发挥出你的潜力,对吧?你就是这样不断长大的。”

当我们在7月份谈话的时候,他承认其中的一些错误已经造成了可怕的后果,但坚持认为必须要放眼未来。他说:“有些事情是非常糟糕的,人们对此感到非常不安,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些国家试图干预选举,如果缅甸军方试图散播仇恨,这怎么可能是一件积极的事情呢?但正如工业革命或其他社会重大变革,这些变革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但长期来看,积极的一面仍然可以大大超过消极的一面。你必须要尽可能地处理好消极因素。”

他补充道:“在整个事件中,我并没有失去信心。我相信我们是互联网的一部分,是更广阔的历史中的一部分。但我们确实有责任确保,我们要解决好这些负面用途,即使他们直到最近才得到足够的重视。”

他仍然认为Facebook做得很好,“我不可能不去做那些我认为有助于推动世界前进的事情”。有人认为,他对这个世界造成的破坏不亚于商界的其他任何人。Facebook可能不得不改变,但扎克伯格认为它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当我要离开的时候,扎克伯格把我送到门口。早些时候,我告诉他,我保存了他在2006年写的《变革之书》里的几页,他站在屋外的台阶上说,现在能看到的话会很酷。我的手机上有扫描件,我打开文件递给他。

扎克伯格盯着封面,上面写着他的姓名和地址,并承诺任何找到它的人都将得到1000美元的奖励。他的脸顿时亮了起来,“是的,那是我的笔迹!”

当他翻看内容时,脸上绽放出狂想般的微笑。他与年轻时的自己拥抱在一起,那是一个刚做创始人的大男孩,他不熟悉监管机构、批评人士和拥护者,他很高兴地将自己的愿景与一个团队联系在一起,这个团队将把这些愿景变成软件,然后以最好的方式改变世界。这仿佛是一件似乎已经无法挽回的珍宝。

他似乎不太愿意把手机还给我,也不想打破这种恍惚状态。但他最终还是这么做了,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