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节点的中国5G，如何继续领跑

近日,工信部的苗圩部长明确表示,2020年将大规模投入到SA的5G网络建设上。这代表着,当其他国家都选择以NSA组网,再过渡到SA的时候,我国坚定地选择了SA独立组网,打出了一手差异化竞争的牌。

众所周知,5G作为一个高速度、高带宽、低时延的信息联接技术,其意义绝非表面看来那么简单。尤其是对于中国的新兴科技产业,5G更是意义重大。比如目前大火的汽车自动驾驶,又比如旷视科技专注的安防板块,乃至于极链科技提出的视联网模式,无不为5G的发展而震动。事实上,5G意义早已不仅仅归属于行业本身,甚至成为了赋能生产力的关键因素。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中国已经经历过1G、2G的空白、3G的跟随和4G的同步。1G、2G先后由美国、欧洲主导。欧美商业化之时,中国技术几乎空白,只能遥遥相望。2000年,3G标准正式公布,中国提交的TD-SCDMA成为三大国际标准之一。在商业化上,虽然中国比欧美晚了8年,但已经能够紧随其后。4G时代,中国不仅主导了TD-LTE成为国际主流标准,还建成了全球最大的4G网络,实现了与世界同行。

如今来到5G的赛道上,中国自然拿出了所有力量,以史无前例的参与度投入到这场变革中。有机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3月份,中国在5G通信所需的必要专利申请数量中占比达到34%,是现有4G标准的1.5倍以上,稳登全球第一的称号。而韩国则排行第二,占25%,美国、芬兰第三,占14%,瑞典占了8%,日本占了5%,其他国家的占比都低于1%。除此之外,中国企业在5G在局部核心技术上也已处于世界前列。比如,2016年,华为公司主推的极化码方案就被3GPP所采纳,成为5G三大场景之一的“增强型移动宽带”场景的控制信道编码标准。

而在这样的成绩背后,中国的5G之路,走的并不安稳。早在2018年11月,美国就发放了第一批5G牌照。一个月之后,美国AT&T运营商宣布5G正式商用。随后不到半年的时间,美国Verizon、Sprint、T-mobile等运营相继宣布5G正式商用。紧跟美国步伐的是韩国、英国、瑞士,然后才是中国。尽管知道美国用4G嫁接NSA 网络的“假5G”方式十分不成熟,并不能做到低时延与高容量的真5G特征。但是美国的抢跑,依旧令中国当时的整个通信产业都笼罩在了一种焦虑的氛围之中。

当时的业界存在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是要坚定不移地走SA建网道路。其理由是,美国人使用NSA是因为低频资源缺乏,都被军工或其他领域占用。剩下来的高频资源毫米波在连续传输中有明显的缺陷,一是覆盖范围小,二是很容易被干扰、断掉。如果美国人等着低频资源的重新划分,那就势必被中国远远落在后面。所以,我们没必要跟着美国“错误”的路线走。而另一种声音则是各产业领域需要尽快看到5G商业化的可能性,特别是我们的NSA技术和标准都已经这么成熟的前提下,完全没必要等SA。

在这样的压力下,2019年6月,工信部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广电颁发了4张5G牌照,其频谱资源均是中低频段,特别是中国移动获得了2.5GHz低频段频谱资源。中国的加入,立刻将全球5G建网大赛推向了一个小高潮。根据中国三大运营的规划,2019年中国移动将建5万个5G基站,中国联通建为4万个,中国电信4万个,三者相加总计13万个5G基站。如果这一目标实现,中国将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建网速度。

可问题也随之浮现,一是在4G投入都还没收回成本的情况下,5G建设的钱从哪儿来?二则是如果先建设NSA网络,运营商便需要考虑如何在短短的NSA与SA过渡期内,实现NSA建网投入的成本回收,而这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基于4G现有网络的NSA非组网,无法升级至SA的场景特性。比如不可能具备低时延、高容量特性,也无法很好的支持边缘计算和切片技术,而后者才是真正的5G。这意味着当SA时代来临时,对NSA的投入都将打了水漂。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与面积的超级大国,是无法承受这样的资源浪费的,所以我国只能选择跳过NSA这个伪5G,直奔SA这个真5G而去。

从2013年2月成立5G推进小组,绘制“5G之花”的技术指标,“过堂”ITU标准、测试示范网,到2019年6月颁发5G牌照,NSA建网,再到2019年9月20日工信部苗圩部长明确2020年正式大规模投入独立组网SA的5G网络,中国5G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节点。在这个节点后,有自动驾驶、有远程控制、有人工智能、有远程医疗。如何让各行各业与5G相结合,产生更大的想象空间与作用,是中国与世界共同面临的发展难题。